想起“开”这个“题”,不是为了“搞科研”,也不是为了“响应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而只是在某一个空一点的时间里,回头望了望过去,低头看了看脚下,然后又不免抬头向远处投了一二眼,然后便不觉在心里起了些反应,将其写下来,或是一种积淀的“清理”,又或是一种浅泛的思考。至于是否有什么“意义”,或是能产生什么样的“回响”,那都说不上是我所“执意”求取的吧。 当年追求进步的时候,上党课感受最深的一句话大抵就是——“一个党员,一面旗帜”,并一直既引以为豪,也倍感使命之艰难,责任之重大,后来渐渐地不免多少陷入了某种深深的困惑中了,事实上,这种困惑迄今为止,仍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除的。但幸好,“旗帜”意识减轻了,许多时候心里的压力便也顿时减了下来——还是踏踏实实、扎扎实实地将手中正在做着的事情尽可能做好一些,尽可能地避免陷入“热血沸腾”、“热情激昂”的亢奋,或是卷入许多其实体现不了多少“人生价值”的无谓纷争,要更加地让人“宁静以致远”呢。 做医生也有一些时间了,十几年了呢,所谓人生“璀璨的年华”,也好像要过去一小半了,“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两鬓霜白渐染,名利于我即便不想如浮云,也终不免渐渐地就像浮云了。“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正如行者西游,十万里迢迢坎坷路,所为原不过就是求取那传说中的“真经”,而没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也便大抵未至“西归之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既然还未曾老去,多多少少再努把力还是“必须的”——可以说,除了“养家糊口”的客观需要之外,这是我继续自己的医生职业生涯的最真实的“精神动力”。 一个医生,应该怎样去面对他的患者,这并不是一个玄而又玄的问题,当然也决然不是一两句话,或是一两张“空头支票”能够概括得了的。而我微薄的经验履历,也只能是提供有感于心的点滴积累。我始终以为,做医生,是要靠“做”出来的,而怎样做,决定了一个医生的“基本面貌”——无论是一个普通的小医生,还是专科专病的专家,或是真正意义上的医学大家,都始自于此。我始终以为,做医生,首先是要有一种服务的意识和心态,虽然“服务无止境”,但服务总有底限,而那种“奇货可居”、“爱买不买”的意识或是心态说到底不是符合于一个医生的职业素养要求的。我始终以为,做医生,其次是需要一个比较温和的脾气,虽然大抵“人人有脾气”,但脾气发不发、什么时候发、怎样的情况下才能发,这应是有“讲究”的,否则便必然容易招致许多原本不必要的麻烦上身,并且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酿成严重后果,成为不利局面的祸端。我始终以为,做医生,再次是需要用心去塑造自己的形象,用心去丰富、夯实自己的人文内涵——一个医生做到后来,大抵是应该以成为“看病的专家”、“治病的能手”、“传播人文情怀的使者”为“终极追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实这不仅需要进行体制确认和社会倡导,而首先更要在于自己“拥有知识”,“人称其才”。医生说到底最有魅力的部分必不在于其技,而在于其品韵。所谓“下医医病,中医医人,上医医国”,也必定不仅是就其能力而作出的“概述”,而本质上是“医者”的志向、情怀和精神的外现。 做医生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以事务性的工作为主要外在表现,因此如果看不到做医生的内在追求,那么一个医生做着做着也就做成了提供专业服务的“技工”,而这必然将使得医生渐渐“形神相离”,在向“良医”的奔途中竟渐行渐“庸”。中庸之道,在于和,而不在于俗。良医之路,更在于其心,而不仅仅在于其形。形神兼备,方可臻于妙境。 评价一个医生,会有许多客观的标准要件,并且往往会使得许多不那么“客观”可形的东西沦为某种人为添加上去的修饰——如果使用“装饰”一词显得有些刻薄的话。因此,我总认为,一个真正有着人生价值追求、又走上了医学道路的人,他在自己的人生跋涉途中,便必然会渐渐“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用自己的方式去历履那惟一属于自己的“馥郁人生”。 我一直是向善的,不仅在于口,不仅在于心,亦总见于行。我并且总不愿揣有丑恶的想法去度测他人——除非那人的现实行径是令人发指的,我或将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进行某种辩论性质的“批判”,以期达到自己内心所需要的平衡。我从未对任何人进行直接的、怀有私心的恶意攻击,至于侮辱和谩骂,则更加永远不会是我的选项。鲁迅先生曾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人活在世上,不与任何人发生冲突以至“斗争”是不可能的,而“有理、有利、有节”会是我固守并践行的原则。 我愿意看到医生对自己的病人好,并且以对自己的病人好为“至要”,好到什么程度是无法具体刻量的了,但倘若医生与自己的病人告别的时候,能够彼此微笑致意,那便必定是一件极美好的事情。比如,我仅仅是告诉急重而身无分文的病人相关方,医院和医生将不计代价地开通绿色通道对患者进行全力抢救,就能够分明感受到患方眼里的焦灼得以缓和,躁急得以稍安。比如,我仅仅是为了最能提高效率地“打通”后续救治程序“关节”——亲自“跑步前进”到住院登记处“零首付”为急救病人办理住院手续,便能够“遇到”患者在转危为安、苏醒之后第一时间对“这个好心医生”的真挚感激。比如,我仅仅是将病人的疾病和治疗风险向患者家属作毫无掩饰和遮拦的坦诚沟通,并帮助其分析利弊,尊重其最终选择、决定权,就每每能够在一次次地沟通中看到对方眼神中的信任和期许。比如,我仅仅是亲自陪同急重病人前往影像科室做最迫切需要的相关检查,便常常能够在后续的治疗过程中得到患方更多一些的理解和配合。我总相信,一个病人一辈子肯定不会只看一个医生,或许不同的医生也必然会给这个病人带来不同的就医体验,而每一个医生终不可能是全然一式的,因此,倘若我们能够让病人在自己身上得到比较满意、比较良好的就医体验,那么即使他在另一个医生身上得到了比较不满意,甚至比较糟糕的就医体验,他一般也不会对整个医生界断然“全盘否定”,而愿意相信仅仅会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说到底,那对缓解整个卫生界当前的困窘、无奈以至迷茫,都必然会是有莫大好处的,并且最终能让还在继续执业的医生自身同样从中分享到一定的好处。所谓凡被动者,多“坐以待毙”;凡主动者,每“绝处逢生”。医生的主动而为,才可能真正为自己的未来创造出“光明的一片天”。 “一个医生,一面旗子”。我使用了“旗子”而不是“旗帜”,因为旗帜是要高高飘扬的,而旗子只是一种微小而真实的存在,这正如每个人心中不灭的那盏“桔灯”。“高端大气上档次”,从来不敌“低调奢华有内涵”。星星之火,其本意未必是欲将熊熊烈烈,而只是星火得以相传了,后来就渐渐地燎原开来。一个医生,那面小旗子到底能打多久?这个问题说到底,渐渐地也就能够预期并看得到结果了吧。而我对此,却始终是信心不泯的。 百代俱有人杰出,十年干莫向天路。十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十年之后,你若还记得我,我若还记得你——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朋友”。呵呵,你说呢?
于我,愿意接受咨询并不是为了谋求一种广告效应。许多时候,人不需要太过于勉强或者为难自己。每一个咨询我都愿意认真对待,只是因为我愿意那样而已,那也是我在进行一种所谓“职业操守”的自我修行。对于部分咨询者的谢意,我心深领,但并不特别回谢。只是因为我觉得,不需要拘泥于那些。我只是医学林苑的一颗种子,唯一的冀望,就是能够在这片已经伤痕累累的土地上,为明天播洒一些希望,以待会有一天迎来医生和自己的工作对象、病人和自己的生命健康守护者共同的光明未来。 衷心地希望我们会有那样一个共同的光明未来。阿门。
中国移动的广告是――“沟通,无极限”,简简单单五个字,却似乎藏道于其中。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是建立任何社会关系的桥梁和渠道,而对于一些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比较特殊的领域,这座“桥梁”或者“渠道”是否畅通有效,更直接影响到社会活动的正常运作及社会成员间的和谐共处。医患之间正是如此。 医患关系是医方和患方之间关系的总和,其中最主要的是指不同分工的各类医疗服务人员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医方不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的行政、后勤人员以及与患者有密切、直接关系的家庭成员等成为医患关系的重要组成和补充。医患关系是一个连专家都一时半会儿说不清的专门课题,我们更没有那样的能力。对于一般的医疗从业人员来讲,也没有那样的必要去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但是因为每一个医疗从业人员都必然希望自己能够置身于一种良好的医患关系当中,所以如何以一个建设者的姿态面对和投身于这样一项艰巨而又繁复的工程中去,就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医生和患者是因为“病”这种纽带而联结在一起的,患者生了病,医生会看病,这是医患之间关系的天然根本。也有人从这个根本提出,改善医患关系的关键就在于“良医”越来越多,“庸医”越来越少,应该说这也体现了一种高度和深度。但毫无疑问这个关键的实现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和漫长的实践过程相比,这个深刻的认识显得不免有些“似近还远”,能够给人带来的也主要是一种警醒和指引。在这个“良医越来越多,庸医越来越少”的漫长过程中,或者一个医生逐渐“从良”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刻苦练就一身过硬的专业技术本领,还需要努力提高许多医疗业务外的技能,沟通能力可能就是这些技能当中极其重要的一种。 沟通就是交道,人一辈子不断地和不同的人打着交道,就是在不断地与不同的人进行沟通。在今天,沟通已经被一些学界翘楚发展为一门很深的学问和艺术。沟通并不都是艺术,但在沟通中加入一些“艺术”化的元素,毫无疑问将可能使得沟通的过程会变得象添加了润滑油的轴承那样顺畅而不生涩。 医患之间的沟通,大概主要就是病情的沟通和感情的沟通。“医生要跟病人说病情”。每一个病人对于自己的病就像面对一个神秘的魔盒,害怕揭开,其实更盼望打开,因此,除非医生判断“打开”这个“盒子”的后果对病人而言是灾难性的甚至是致命的,否则应该通过比较妥当的方式为病人“打开盒子”。在社会个体受教育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人们对自己病情的知情要求以及对这个权利的主张也越来越强烈。由于患者生病后自然产生的害怕、无助、甚至恐惧感,他们往往表现出感情的脆弱性,十分渴望被关怀,并且常常对医生产生一种强烈的依赖心理。这时医生如果漠然处之,则可能使得患者及其家属产生情感上的对立,这种对立会使患者及家属在心里给医生“画一张像”――“麻木不仁”、“没有医德”、“白眼狼”等等。这张“像”甚至很容易象瘟疫一样在情景相似的人们中流传并且逐渐地被“固化”甚至“妖魔化”。这种情形下如果患者病情康复顺利,事情也许就过去了,或者顶多在心里留下一些阴影,因为作为一种常理,人们倾向于可以接受态度、品德上的一些折扣,而不愿意接受实质性的医疗质量折扣,“德”和“技”,如果非要二选一,相信百分之百的人都会选择“技”。所谓“德不德全在人家,技不技关乎自己”,没有人会愿意拿自己的身体做赌注去“探索”这道题目那个虽然理想、但却未知的答案。只是如果病情的转归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不管这是不是属于病情本身的自然转归,都往往会成为医患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这时一些不理智的病人或者家属常常开始“新帐旧帐一起算”。受到委屈的医生也往往因此“很受伤”,这时如果医生同样选择反击,则必然加剧医患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并且对自身及行业的社会处境同样会造成真正的实质性伤害以及长久的难以弥合的不良影响。 沟通二字,说来容易,做来难。人们往往在事后很轻易地对一个医疗过程进行评判,并分析、提炼出其缺陷和不足之处,比如“在医疗纠纷的发生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缺乏沟通技巧造成的”。但是,当任何一个人作为当事者置身其中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沟通技巧的缺乏并非能够很容易地就补给、取消或者由此实现至善和完美。对于任何第三只眼睛来说,其实在他自己所处的领域,在他自己所需要面对和发生的种种沟通过程中,同样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指出别人问题的出发点应该定位于促进、督促其解决相应的问题,并且指出别人问题的时候应该表现出一种善意和真诚。有时态度决定一切,如果指出问题的态度是生硬、倨傲的,则可能让人萌生出一种本能的抵制和反抗,而如果态度是温和却又有力度的,则反而能够让人易于诚恳接受并且立即着手加以改正。 我们无法对一个沟通过程全程地进行“程序控制”和“质量控制”,因此我们常常会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性的案例参考。对于个人而言,这常常是一个不断的进行――总结――反馈――再进行的循环过程。“活到老,学到老”,这条格言不仅适用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样适用于对主观世界的认识。 到目前为止,我和病人的沟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充满温馨的,也有剑拔弩张的,有伤害到病人的,也有受到病人伤害的。今天再回望、反思这样一个过程,不免会产生许多和当时想法不一样的感触。 有一个沟通成功的例子是七年前遇到并处理的一位车祸多发伤病人,可怜的她熬了两个多月,终于还是没有扛住。几天前上门诊的时候一个人绽开着笑脸走进诊室,那种气息就像“一枝散发香味的花朵主动地凑近了自己的鼻子”。他是那个病人的哥哥。七年了,我早忘了他,他却还记得我。如果说是什么让他依然记得那个没有给他妹妹治好病的小医生,那么在我的印象里大概就是一次次的言语、行为以及其蕴涵着的情感沟通。我还记得她妹妹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多,就在现在的医技楼、曾经的病房大楼那个狭小、拥挤的ICU里,她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我接到的不是医院的电话,而是他的,他告诉我妹妹走了,他的确非常伤心。我犹豫之间,最终还是选择出来了,给他的妹妹、我的病人缝合那些拔掉管子后的伤口,依然用雪白、干净的纱布包扎好,帮着将穿好寿衣的她抬上灵车。我不能说是我的灵魂让我那样做,但我的确选择了那样做。 有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几年前一个急诊夜班上来了个小孩要换药,其实在我看来他并不需要那样勤的换药,并且似乎换药不是急诊夜班的当然内容。我有些宣讲性地与小孩的父母就此进行“沟通”,小孩的父母却比较坚持,并且提到人都来了,还是从城北过来的,我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宣讲”了。于是就换了,10块换药钱?免了吧,反正就一块纱布。没有想到他们开始“教”我怎样换药,意思是要按照原来那个医生那样包伤口。那个小孩不过一岁,如果非要那样做必须用剪刀将纱布剪成很小的块,那样就必须再拆一个缝合包,这个买卖好像比较亏,最关键的,我认为没有那个必要,因为伤口都已经结痂了。于是一边劝慰一边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过了十分钟,他们又来了,竟然将纱布又自行给拆了,然后说“看你包成什么样子”,一个个脸上已经开始乌云密布,我心里同样有些着火――都给你处理好了,还免费,你竟然这副嘴脸给我看,看来“农夫”是遇到“蛇”了。我于是开始“据理力争”,并且不再妥协――“我只能包成这个样子”。小孩的父母愤然转身,几分钟后,他们又回来了,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医院的一位重量级领导。我当然不会选择和领导“据理力争”,于是一边听着领导的严厉批评——“你事情也做了,但要么就做得让人满意,要么就不要做”,一边陪着尴尬的笑脸。然后看着病人家属笑着对也是同道老师的领导进行感谢,离开的时候连斜眼都不瞧向侍立一旁的我。这次失败的沟通曾经让我郁闷了很久,并且直到今天仍然印象深刻。 有一个充满温馨的例子是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太太,住院开刀。我尽着自己的本份,做好自己的事情。唯一比较特别些的是将自己认同的那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念做了一些浅显的表达。结果老太太每次查房时都要拉着我的手“弟弟好”,她的情感直接感染了她的子女甚至儿孙,她的孙子和她感情好,经常带自己的儿子来看她,我那时还没当上老子,也着实比较喜欢那个洋娃娃一般的宝宝,每次看到都忍不住要抱一把,宝宝也不拒绝,还冲我笑。于是老太太出院时,她的孙子对我说,既然你这么喜欢他,送给你做干儿子吧。我们就都笑起来了。 有一个剑拔弩张的例子是给一个喝醉酒后打架的黑社会分子处理创伤,钱没有一分,人来了一堆。我正在给另外一个病人清创,护士没喊我马上过去就说明大概只是一般的问题,既然是一般的问题,那就一个一个来吧,把手里这个撂着也不是回事儿啊。于是抓紧处理好手里的那个。出清创室的时候,有一个家伙已经在走廊里骂开了街,“医生呢!人死哪里去了!人都死光了!”心里这个火啊,一下就眼睛发红,“你吵什么吵,就你要看病啊,人家不是人啊”,自己是“文化人”,再重的话就说不出口了。“你什么医院啊,病人放这里不管了,有事怎么办?妈拉个×”嘴里开始不干净了。“挂号了没?”,我只能岔开。“挂什么号,人家来了你不要先看呐?”流氓振振有辞。“这是程序,你不挂号检查都没法安排。”我压着满腔怒火。“那我不挂号,病人就在这儿等死?!”流氓“一身正气”。“你还愣着干吗?快看呐!他有什么事老子劈了你!妈拉个×”流氓的眼里喷出凶光。我的眼里终于也迸发出了烈焰,“你想干吗?你动动我试试看?”我的声音象炸雷。流氓冲了过来。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作出什么反应。幸好黑社会也有人知道应该启动“紧急响应机制”,几个人一把拖住了他。流氓一边极不情愿地一步三回头,一边嘴里不停地暴着最粗俗、肮脏的粗口,还指着我说“小心点,你出了医院门看我不把你给劈了”。有人也赶紧打圆场,“他喝醉了,你别理他。赶紧看病人吧。”我于是饱含着满腔悲愤,努力让自己依然头脑清醒地去看病人、做处理。 有一个伤害到病人的例子是我值夜班时去看一个胰腺炎患者,家属是个毛头小伙。那个患者并不是一个重型胰腺炎,但是腹痛、腹胀还发烧,插着胃管犯恶心,小伙子也是个读书人,但言语表现得象律师盘问证人或者检查官讯问嫌疑人。“都几天了怎么还这样?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问。“还没这么快好”我答。“她没事吧?”他问。“这个不好说,如果朝好的方向发展就没事,朝不好的方向发展就难讲。也有那样的情况。不过现在没有证据说她病情很重。”我答。“你是医生你不知道啊,你们这里能不能看这个病啊”。“她这个病不是疑难杂症,诊断是明确的,但治疗上是有一个过程。”我答。“如果你觉得不放心,可以考虑到苏州去看。你有这样选择的权利。我们也会帮你安排好的。”因为感觉到了他强烈的不信任,我又补充了这样一句。于是爆竹炸了。那个毛头小伙一下激动地声音提高了八度,“你有没有医德,我记住你了,要是我老婆看不好我就找你。”我还真一下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自己还觉得好像没什么话会如此刺激到他吧。“你出来,我们到外面讲。”我拉他出了病房。他开始发狂一般地对我进行数落、批判,大意是“吓到了我老婆,对病人不负责任,看不好了想一推了事”云云。我不得不和他理论起来。他理说不过了,情绪却更激动了,大冷天夜里连衣服都开始脱了,“你叫什么名字,走,我和你去找院长。”我的乖乖,抓住我的要害了。得,赔礼道歉先。到院长那里还有我说理的地方吗?先熄了这小子的火吧。“如果我那句话伤害到了你,我愿意赔礼道歉。但是你不能抓住不放吧,再说你也不能断章取义呀。那你说我那么多,我怎么办?”,我姿态高了,加上旁边的人再劝劝,他平静了许多。“都是男人,都是爷们,多大的事儿呀,过了不就过了,还搞得干嘛了一样。你说对吧?”,我又说。他还是无法彻底平静,我要去值班室了,他又非要拉着我继续“沟通”,我终于发现他比较象个“孜孜不倦”的“学子”,表现得比自己带教的同学还要更感兴趣和认真。一番“医学教育”之后,那小子竟然眉开眼笑,握着我的手不肯放松。最抓狂的是这小子竟然在凌晨一点又通过病人床边的呼铃将我从床上召起,却不是正熟睡的病人有事,而是他想继续听我“讲课”。晕!回到床上望着天花板,“无语问苍天”。回过头来看这个沟通经过我并不是没有丝毫问题,比如我的言语是否的确可能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从而“伤害”或者伤害到她。 还有一些让自己很受伤,甚至是从精神摧残到肉体蹂躏“复合性”伤害的不成功“医患沟通病案”,就不说了吧。有时,需要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胸怀和心境吧。 当我们回望人生的时候,会发现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总结、值得总结也必须总结,甚至可能不知不觉间其实已经悄悄地做过总结。将这个总结以书面的方式表达,只不过是显得正式一些罢了。 沟通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在社会上需要和三教九流发生接触,在单位里要和领导、同事以及工作对象甚至开电梯的小妹,打扫卫生的阿姨进行沟通。尽管“沟通,无极限”,但沟通必须“有线”。正是经由沟通织出、形成的“蛛网”,社会和单位中的个体得以联系、连接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张“蛛网”中的“蛛丝网路”永远都表现为双向伴行着的“动静脉”而不是表现为单向性的“盲肠”。沟通永远都是相互的。因此沟通的实质是通过双方甚至多方彼此间相互交流,最终实现信息的共享、把握和流通,这个信息其实还包括感情。当一个医生正在和病人沟通的时候,另一个医生将其断然打断并且中止、接管只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这不够委婉并且必然会伤害到这个医生的自尊。而当一个人断然将与另外一个人之间的沟通之路挖断则无异于将自己进行孤立。与邻为壑必然“茕茕孑立”。沟通的背后默默站立的恰是相互的了解、理解,信任、信服,支持、协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沟通决定一切。 愿我们在不断地沟通中学习沟通。 用心沟通、用心做事、用心做人,用心做医生。
“我始终相信,每一个医生都愿意为病人奉献出自己全部的医学积累和微薄才智,因为对于一个医生而言,能够为病人恢复健康从来也永远会是一件实现和证明自身价值的美好事情。我始终相信,医学是神圣的科学,也是一项平凡的事业,只有用一颗崇景神圣的心投身于这样一项繁琐、平凡,有时也是艰难、沉重的事业中去,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医生。让我们互信互谅,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尽力并且努力。” 这是我申请的个人医学网页的扉语,我希望有一天会是我的病人都愿意接受的一张名片。 医者谈最早的时候,以为医生就是专门给人看病的一群人,后来逐步接受了一些教育,知道了医生是一份应该怀着 “父母心”的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职业,并且最好要有着白求恩式的精神和作风。于是,内心变得有些拘谨肃穆,生怕自己和这个职业的要求相去太远,甚至给这个神圣的职业抹了黑。再后来,干上这个职业了,在日复一日的繁琐工作中,渐渐就觉得似乎这份工作大概主要也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已。当发现自己乃至整个行业都不是、也不能脱离这个复杂至少比较复杂的社会而“孤芳自赏”的时候,突然开始怀疑自己的许多想法是否只不过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意淫。于是开始有些茫然而冲动,在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割裂中对自己进行分裂,逐步对一个个的是非命题进行探寻、论证。直到今天,这种探寻和论证依然在执着地进行着,只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应该不再表现得像过去那样轻率、摇摆和犹疑。这使得我想要总结。 是的,医生首先是一份职业,对于选择这份职业的人们来说,同样无法避免所有职业都共有的的突出特征——“赖以谋生的手段”。每一份职业都具有自身卓然不同的独立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进行描述。人们通常在选择、推崇某一份职业时,可能会对它的整体印象怀有期待或者做出评判,如果人们对所谓理想的职业印象中极为关注的是“轻松”或者“比较轻松”,那么也许令人沮丧的是,医生(包括护士甚至整条医疗战线)绝不是一份“轻松”或者“比较轻松”的工作。这是由医生的特定工作对象和特定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并且这种决定性永远都无法抹杀和消除。比如SARS来了,要“上”;甲流感来了,还要“上”;地震来了,要“上”,车祸来了,同样要“上”;平常夜里来了,要“上”,除夕夜里来了,也要“上”;来了二个,要“上”;来了十个,还是得“上”……客观地来说,也许三百六十行里,最让人容易感到心力交瘁的就是医生这个行当,除非,你不是或者从来没想过做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我还是比较愿意相信入了这个行当的人们大抵应该都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医生”,并且都在为此不断地努力着。我愿意相信,是因为我认为这几乎就是人们的一种本能。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我们常常被号召向那些先进人物学习、看齐,包括我们身边的许多佼佼者。学习、借鉴当然是很好的“塑形”方式,但许多时候其实只有标杆性的参考价值。毫无疑问,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这一辈子都无法达到那样的高度,甚至无法达到就在自己身边的看得到、似乎也摸得到的高度。因此,如何让我们的美好愿望不致落空,就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一番。 我的理解是,“好医生”尽管是一个模糊的定义,但首先是一个正性的“合格”鉴定,并且这个鉴定者主要就是我们的工作对象——患者以及周围辐射人群。如果你的多数病人觉得你不是一个“好医生”,那也许就应该进行刻骨的检讨和反省了,因为病人对你的这样一个评价首先就是一个“不合格”鉴定。这个鉴定将从你的灵魂里动摇你作为“医生”的根基。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一个医生还具有廉耻之心和道德感,那么病人的这样一个负性鉴定将足以让他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他必定会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病人一般并不会选择让自己的医生陷入那种巨大的痛苦中,除非他判定自己的医生让自己陷入了另外一种巨大的痛苦中,这种痛苦,可能来源于医生态度上的冷漠,可能来源于医生服务上的欠缺,但最可能的是来源于和预期相左的不良医学后果。因此,如果医生要维护自己的名誉并使其不受玷污,最重要、也最需要的就是在自己的工作中避免让自己的病人遭受巨大痛苦。为此,我们也许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善。“百德善为先”,一个成天和承受病痛的生命打交道的医生,毫无疑问首先必须要有一颗“仁心”,这也是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先生和中医先圣孙思邈先生谆谆告诫门生后人的开宗大义。一般地来说,如果有了这颗“仁心”,那么他就会重视、善待自己的病人,会以病人得到痊愈为自己最大的成就和满足。 服务。在现代社会里,医疗行业前所未有地表现出了其服务性行业的突出特征。这个突出特征表现在患者“就医”意识增强,“求医”意识减弱,渴望“平等”,在得到法律保障后,对这种“平等”权利的主张常常变得非常强烈,有时甚至表现出对主导权的企图——“我出钱,你看病”。对于部分病人来说,不管“真德”、“假德”,服务好了就“有德”,服务不好就“无德”。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以德服人”首先就是要在服务态度、服务流程、服务质量上下功夫。我以为,即便是作为一种拓展自己内涵、增进自己修养的“强制训练手段”,在与病人的诊疗互动过程中更多地表现出热情、亲切、周到、细致的服务性特点也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许多同志写的工作体会中都可以看到类似“听着病人感激的话语,心里充满了欣慰,觉得再苦再累也没什么”之类的文字,这体现了我们的内心对一种认同评价的期待和满足。相信我们很多医生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查房后转身出门时听到病人之间进行诸如“这个医生好”之类的简短交流。也相信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其欣快值要远超过一桌2000元的高档酒席(不是好这个,打个比方,呵呵)。服务是无止境的,永远没有至善至美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也只能是工作对象总体的服务满意率。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月和一个病人斗过嘴没什么大事,一个星期和一个病人干一架就肯定有问题了。我们寄望于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工作对象的认可和回报,从而实现自身价值,这里包括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能够发现在这一点上医院领导层从来都是高度重视、狠抓落实、苛厉问责的,比如那有些让人“如芒在背”的门诊“零投诉”,以及见习员工必须在门诊进行导诊、咨询等。当我们发现了服务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后,也许就能理解医院领导层在“用枪顶着”对服务进行强力推动背后的良苦用心。对于我们医院有一些资历和阅历的人来说,应该永远都不会忘记中医院是如何起步发家的,“中医院好,服务好”,就是这胜过金杯、银杯的口碑帮助奠定了我们最原始的良好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至今。哪怕放眼全中国,在同一地域能够和中心医院(人民医院)平起平坐的可能也屈指难数,而我们却有幸位居其一。“中医献温馨,健康进万家”,如果说要品鉴我们中医院自身的文化中最有根源和生命力的那一支,我敢说那一定就是服务文化。退一万步来说,如果我们愿意并且纷纷参加各式各样的“志愿服务者行动”,那么为何不首先从自己的基本工作中入手,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病人呢?以前我上门诊的时候,类似于“夫子坐堂”,来了就好好看,不看也就算;现在悟到了,进门先说“你好”,“请坐下”,再仔细问,仔细查,仔细给他(她)分析,最后告诉他(她)复诊注意事项,这样一个过程下来,看十个病人十个病人临走时笑着说谢谢,看二十个病人二十个病人临走时笑着说谢谢,一天下来,自己都心情舒畅,感觉“做医生真好”。我体会看病人的时候切忌埋头记录病历,而应该看看病人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可以传达出你的认真、重视和情感,并且让病人受到鼓励或者鼓舞。语言交流也至关重要,语言表达的情况常常决定了整个医患沟通的基调。表达得好,迅速拉近医患双方距离,容易建立起一种信任;而倘若表达得不好,“一句话让人跳”,则常常将信任的萌芽扼杀摧折。 信。无信不立。无自信不存身,无他信更无法立世。我们在世上立足,除了要保持一定的自信对自己做出判断、从而建立自己的存在感以外,同样必须要对他人讲信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以信任为纽带,人们开展起广泛的社会活动。做医生要守信,答应病人的事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到,安排好了的事情除非出现极其特殊的干扰因素否则绝不能落空。曾听说过“道德底线”一说,我始终相信医生这个群体应该成为道德底线的坚守者。忍。忍字是心头的一把刀。能忍者方能成事。在许多时候,“忍无可忍”这几个字要万千斟酌,它的适用情形更应慎之又慎。更多的时候,最好在“忍无可忍”后面再加上四个字——“终须容忍”。做医生,要受的委屈太多太多,所以要忍的东西也太多太多。在这个不断忍让的过程中,小不忍者常乱大谋,忍到底者或成大事,就算未必成得了大事,也一定能够发现,在忍让的尽头,其实恰是一个广阔无垠的天空,在这个天空里,狂风起处已无痕,暴雷轰时竟无极,只要不是要你命,何事不能忍?病人抱怨,听完不就行了;领导批评,吃进不就得了;活来不及干,加个班不就行了;还在做“白领农民工”,熬几年不就好了……职场人生,从来就没有多少“温、良、恭、俭、让”,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下级和上级更难“同志”平起。我们需要悟到的,也许就是与其“被动忍”,不如“主动忍”。“被动忍”是煎熬,“主动忍”是“党校”。荀子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人能做到的,我们今人又如何反而不能呢? 技。“好医生”不仅要“以德服人”,更要“以技服人”,对于病人来说,病看对了看好了才是“王道”。当我们在这条医道上跋涉数程之后,才会深刻体会“王道之不易”。“自身医学知识的有限性”和“疾病转归的不确定性”往往是绝大多数医学苦难的共同孽根。我相信但凡在这条医路上走过一段历程的人们,都会在自己记忆的深处留下种种难以磨灭的印痕。技术的提高当然不是旦夕之功,而需要长年累月地日积夜累,并且要一点一点地把握、运用,还要在钟摆式的日常工作中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防备“狙击手”的猝然一击。也许先贤们早就发现了医疗行为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以为我们设计、制定了各种制度,其中重中之重者称为“核心”制度。先贤们是寄望于我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制度,从而用制度的手段来保障和实现医疗行为风险的最小化。有统计数据显示,所有意外性、非必然性恶性医学后果的发生都和这些制度的执行欠缺或未执行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永远应该谨记,“不得越雷池半步”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底线。我们更应该牢记,生命是不可复制的,对于历史而言,生命有时比纸还薄,比如爆发残酷的战争和瘟疫流行期间;但生命同样有时比地还要厚,比如汶川大地震抢险挖人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正是这种进步,赋予了我们这些穿着白衣的人们以更深重的历史责任感。 我认定,虽然医生不过是一份特殊的职业,但“好医生”却一定是一项特殊的事业。我突然想到,如果说职业是为了谋生,事业却是为了丰满这一生。
腋臭俗称狐臭或胡臭,是分布在体表皮肤如腋下、会阴、背上部位的大汗腺分泌物中产生散发出的一种特殊难闻的气味。黄种人发病率约10%,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严格意义上,腋臭不能算是一种疾病,不从根本上影响身体健康,但却令他人不快,影响社交,以至给患者带来精神和心理压力,应该进行治疗。大汗腺分泌不饱和脂肪酸、氨基酸、脂肪和蛋白质,腋窝本身比较潮湿,细菌容易繁殖,分泌物受细菌作用而发生变化,所形成的中间产物和最终产物混合起来挥发所致。腋臭的发病年龄一般都是18岁以上,中老年以后其腋窝大汗腺分泌功能减退,臭味逐渐减轻乃至消失。最常见的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 【治疗方法】 腋臭的治疗可分为非手术和手术治疗两大类。轻度腋臭不需手术。非手术治疗包括:香气遮盖、外用药物抑制排汗或局部杀菌、激光、微波、高频电针、冷冻等。仅适用于轻度腋臭,缺点是持续时间较短,容易复发,治疗不彻底,疤痕较大,效果不尽人意。手术可直接破坏或清除腋下大汗腺,理论上能达到相对彻底治疗狐臭的目的。包括:切(腋部皮肤切除术)、吸(腋部抽吸术)、刮(腋部搔刮术)、剪(腋部小切口盲视大汗腺修剪术)、剥(腋臭剥离术)、清(微创腋臭清除术)等。以上方法各有优缺点。手术治疗是比较彻底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将含有腋毛的皮肤和局部皮下组织一并切除,伤口做“Z”成形缝合;这一方法治疗可靠,但术后遗留瘢痕过大,多数女性患者难以接受。另一种简易、效果良好的手术方法是小切口微创腋臭清除整形修复术。【小切口微创腋臭清除整复术】优点:创伤小、恢复快、疤痕隐蔽;一举三得(除味、去汗、脱毛);既可避免单纯切除术切除范围大、创伤大,对功能有一定影响的缺点,又可达到较彻底清除腋下大汗腺从而避免腋臭复发的目的。由于人体皮肤组织的复杂性,目前尚难以通过手术清除每一个大汗腺,但绝大多数汗腺均能较彻底清除或破坏,术后症状会有明显改善。是目前较受欢迎的手术方式,适用于所有腋臭患者,尤其是担心瘢痕过大影响美观的女性患者。手术过程约半小时到四十分钟,通常需要休息一周。注意事项:1、治疗前要洗澡,并换上干净宽松的衣服,为便于判断手术范围,最好不要剃除腋毛;2、术后术区加压包扎,肩关节制动,上肢上抬不能超过90度,避免剧烈活动,防止血肿发生,术后病人有轻微疼痛,如疼痛剧烈,可能出现血肿,应到医院进行处理;3、腋臭整复术是应用整形外科原则和技术对腋臭进行整复,手术简便,术后瘢痕不明显,效果理想,但极小部分患者术后仍有少量异味残留。 适应证 适用于所有的腋臭病人,尤其是担心瘢痕过大影响美观的女性患者。 禁忌症 1.心理障碍或追求不切合实际。 2.局部有破溃、炎症。 3.全身情况不良。
为使伤口露出,做出正确的诊断,或做适当的处理,有时需要脱下伤病者的衣衫。这样做时,应该尽量不扰及伤病者,尽量不破坏他的衣衫,而且应该视实际需要,尽量少脱。如果内衣太紧,譬如束腹,需要割开时,应该尽可能沿缝合处割开。如果需要脱掉伤病者的衣服,要注意维持足够的稳私。1.卸除保护头盔。是否应该卸除伤病者的保护头盔,譬如安全帽,要看当时的情形与伤病者的状况而定。最好让头盔留在他头上。只有在伤病者的需要时,才应该卸除头盔。卸头盔时,最好能由伤病者自己动手。封住头部与脸部的头盔,只有在堵住呼吸发生呕吐,或有严重头部外伤时,才应该卸除。但有大部分情况下,应否卸除头盔完全要看伤害的情形,以及你的能力。如果是只遮盖头部的头盔,在需要除时,只要解开或判断下颚的皮带,自头盔两侧施力,减除压力,就可以自后上方取下了。如果是遮盖头与脸的面罩形头盔,需要两个合力卸除比较完全。一个人支持住伤病者的头与颈,另一个解下头盔。卸除这种头盔时,应先将头盔往后推并稍微提起,使它离开下颚,再向前推绕过颅骨,然后垂直提起。2.脱大衣或茄克 扶住伤病者,先将他的外衣滑至肩部,让正常侧的手臂弯曲后,从这一边先脱,然后才从受伤的手臂滑出脱下。受伤的手臂应该尽可能保持伸直。如果需要,可以将受伤侧的衣袖沿缝合线割开。3.脱衬衫或背心。像脱外衣一样。如果需要,可以从前面或侧面割开。 4.脱长裤 将长裤从腰部拉下,可以露出大腿。提起裤角,则可露出小腿和膝盖。如果需要,可以割开裤脚内侧的缝合线。5.脱靴子或鞋子 一手支撑住脚踝,另一手解开或剪开鞋带,即可小心地脱下鞋子。如果穿着长靴,不要去解开它。用小刀沼着靴后侧的缝合线将它割开。6.脱袜子 如果很难脱下,可以将两指手指插入袜子和腿之间。略将袜子拉出,沿两根手指之间把它割开或剪开。
伤口暴露总是不利的,很易被病菌感染。破伤风杆菌是最历害的病原菌之一。免疫接种对于室外探险和旅行者来说更有必要的。玻璃或金属划破的伤口常很明显。碎片或杂物必须从伤口部位彻底清除。平时会有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进行救护——但在紧急遇险时,应该由自己或他人及时承担。伤口可能已与泥土或脏衣服相接触,必须加以清洗,要除去已经坏死的组织。剪开伤口周围的衣物,清洗污垢。先沿伤口中央,逐渐向外围清洗,不能由外向里。擦干后,用清洁的布包扎好,确保相对舒适。变湿有异味的包扎布应及时换掉。如果伤口痛感增强,阵阵抽痛,表明已经发生感染。 热盐水浸泡或涂加消毒敷剂可以治疗常见的伤口感染。敷剂可以吸收脓汁,减少异味。任何能够磨碎成粉的无毒物,都可作敷剂:稻谷、马铃薯、植物块根和种皮都可以,也可用泥土。只要合理休息,营养充分,身体有很强的抗感染能力。缝合小伤口可以直接缝合(止血钳这时也可派上用场)。 先彻底清洗伤口,再进行缝合。这几乎不需要什么技巧。可以利用救生宝盒里的蝴蝶线。有些土著人利用火蚁的口器咬住伤口两边的皮肤,然后除去蚁的头部,这样,火蚁上颚口器就将伤口缝合一起。 缝线 用消毒针线从伤口中部开始动手,缝线之间可以彼此独立。线的双边系在一起,留于伤口外。 粘着夹 利用蝴蝶或切成蝴蝶形的胶布使伤口两边两拢。尽可能靠后,用胶布固定。如果伤口感染——发红、变硬——要去除部分或全部缝线,将伤口部位的脓液排出来。包扎开口疗法伤口用敷剂包扎,而不缝合,是治疗意外受伤安全而有效的方法之一。如果无法彻底清洗干净伤口,就不能缝合封闭伤口。这种疗法会在伤口部位形成抗感染组织,外表微红是伤口正在恢复的标志。 尽管很小心,还是会有发生感染的可能性。伤口很深,必须排脓。有时在积脓处开一刀会有好处,插入消毒绷带或其他吸湿性强的疏松布条于伤口处,吸去脓液。布条末端应该留在伤口外面,最好在末端带有安全别针。可以每隔几天,处理一次。若需重新打开伤口,应将解剖刀片消毒,以免感染病原菌。把伤口外部用消毒布条包扎好,但要允许伤口由里向外逐渐恢复时,能够往外排脓。随着伤口的恢复进程,包扎布条可逐渐减少,直至伤口去除全部包扎布,换成敷剂覆盖。胸伤 如果胸腔受伤穿孔,吸气时胸腔扩展,空气会进入伤口,引发肺功能衰竭,这是胸伤引起的最大危险性之一。应急时用手掌捂住伤口,阻止吸气时空气的进入。病人仰卧,头和肩膀倾向受伤的一边。用大块疏松湿润的敷剂堵塞伤口。或者利用塑料片或铝箔(最好外包一层凡士林),用绷带包扎好。腹部伤 腹部受伤可能会损坏内脏器官,引起内出血。用湿润布条润湿病人嘴唇和舌部,会使病人感觉好受许多。如果伤员肠子流出腹腔,要保护好,并保持润湿。不要企图把它复位——这会为营救后的手术带来麻烦。如果没有内脏器官外露,应将伤口清洗包扎好。 头部伤 头部受伤很可能会伤及脑部,伤口也可能会影响正常呼吸和饮食。要确保舌根不会抵住喉管,使得呼吸通畅。除去假牙或已脱落的碎牙。控制住流血。清醒病人可以坐卧,昏迷病人如果颈部和脊椎无伤,必须按照复位侧卧。 绷带 三角绷带最短边不应少于1米,具有透气性。用来制作吊带,或者折叠为宽宽的绷带。 卷状绷带和简易绷带卷状绷带常由纱布制作,但使用可伸展的绉丝料子制作的绷带用起来更为方便,很少会松动,也会使压力更为平均。身体的某些部位不易于包扎,此时可使用黏性纱带,而对于一些对黏性纱带过敏的人,应使用绷带包扎,最后再用黏性纱带给予固定。各式料子,特别是布料,都可作为简易绷带,但不可用力过大,也不可勒着肌肉。 绷扎敷料消菌绷扎常由原棉垫组成,垫子覆盖着纱布,附在一个绷带或黏性带子上。操作时不可触摸垫子,使用最洁净的布料作为临时绷扎,不能在裸露的伤口上直接使用原棉, 以免附在伤口表面。当绷扎变得潮湿,缩小,或者伤口不住抽搐时,表明伤口已受感染,要更换新的绷扎。 简易包扎 包扎应当适度,绷带要足够牢固不致滑动,但又不要绷得过紧影响血液或使伤口疼痛。即使用临时性绷带,在包扎前将绷带滚成一圈,这样操作时最方便,还有助于使绷带更平整,包扎更均匀。 包扎时使绷带倾斜转动,转动时要使用绷带与上层绷带有2/3的部位交迭一起,并且使绷带边缘保持平整,将绷带的末端塞到最下层,然后用安全别针或黏性纱布固定,或者把末端撕裂,向相反方向缠绕后,在离伤口较远处打一个平结。手:从腕部开始包扎,绷带覆盖手背,绕过手指(露出手指甲),穿过手掌,环绕手腕,重复缠绕,直到手全被覆盖,固定绷带。脚:绷带也与足裸平齐以防止其下滑,方法与手部包扎类似。肘部或膝盖:绷带从关节处缠绕,然后上下轮换包扎。 上肢及大腿:采用“8字形”螺旋向上缠绕,包扎从肘部或膝盖开始时,也按此方式,向上缠绕。 绷带不可打结系在一起,如果绷带不相连,将新的缚在旧的之上然后固定好位置。 用易于打开的平结或蝴蝶结,且使结扣在外面,以方便移动或变换敷料。 应当按时检查,绷带不能过紧,如果四肢有发青迹象要当心,这表明血液循环受阻。 绷带应绕过患者身体凹陷部位如颈、腕、裆部及膝盖。
伤病员在现场进行初步急救处理和随后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必须要经过搬运这一重要环节。正确的搬运术对伤病员的抢救、治疗和预后都至关重要。从整个急救过程来看,搬运是急救医疗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把搬运看成简单体力劳动的观念是一种错误观念。1、徒手搬运: a.单人搬运:由一个人进行搬运。常见的有扶持法、抱持法、背法。 b.双人搬运法:椅托式、轿杠式、拉车式、椅式搬运法、平卧托运法。2.器械搬运法:将伤员放置在担架上搬运,同时要注意保暖。在没有担架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椅子、门板、毯子、衣服、大衣、绳子、竹竿、梯子等制作简易担架搬运。 3工具运送:如果从现场到转运终点路途较远,则应组织、调动、寻找合适的现代化交通工具,运送伤病员。3.危重伤病员的搬运 a.脊柱损伤:硬担架,3-4人同时搬运,固定颈部不能前屈、后伸、扭曲。b.颅脑损伤:半卧位或侧卧位。c.胸部伤:半卧位或坐位。d.腹部伤:仰卧位、屈曲下肢,宜用担架或木板。e.呼吸困难病人:坐位。最好用折叠担架(或椅)搬运。f.昏迷病人:平卧,头转向一侧或侧卧位。g.休克病人:平卧位,不用枕头,脚抬高。
外伤常会出现伤口,外界细菌、异物极易进入伤口,引起感染。并且有血管损伤时出血多,还能导致受伤者休克。所以出现伤口后,要防止伤口进一步感染,减少感染机会;及时止血,防止出血过多,以预防休克。 无论是什么情况出现的伤口,处理前要仔细判断伤口的位置、大小、污染程度,血管、肌肉、肌腱损伤及骨折情况。以便不同的伤口做不同的处理。 1 一般伤口:一般伤口比较浅,没有血管神经损伤,容易止血。如果有条件,可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后,伤口周围皮肤用75%酒精消毒,注意不要让酒精进入伤口。然后无菌敷料包扎。如当时没有条件,伤口可用洁净布、毛巾、衣物等压迫伤口,再转送至医院处理。 2 头部伤口:头部受伤比较常见。一旦头部出现伤口要尽快用无菌纱布或洁净布压迫止血,出血较多时用手按压约15分钟可以止血。 3 手指伤口:手指最常见的是刀割伤。受伤后直接用创可贴包扎,能起到止血消炎的作用。注意使用创可贴时不要环形缠绕,这样容易造成手指缺血。正确的做法是应螺旋形缠在手指上。另外创可贴也不要包得太紧,过紧压迫手指静脉反而不易止血。
万一出现手外伤,首先,要采取止血措施,按压创口近端进行止血和局部压迫包扎止血是简便有效的办法。选用消毒敷料或干净的手绢、毛巾或衣服包扎伤口。如是手的主要动脉损伤出现大出血时,可采用止血带或弹性胶管束缚上臂1/3部位以止血。但在送大医院手术时应每隔1小时松开止血带5—10分钟,以免手部缺血坏死。 其次,要进行消毒,防止感染。可选用红汞、酒精、碘酒进行皮肤消毒,但应避免酒精和碘酒直接刺激固化有创口血管的内膜,影响再接成功。如是断肢,则应用干净塑料袋包装好后放置在冰块中,千万不要直接把断肢放在冰中,以免冻伤和感染。一般降温到4摄氏度为宜,这样可使组织延长存活2—4小时。在常温下,断肢应在6小时内进行手术,天冷时也应在8小时内进行手术再植,这样手术效果较好。